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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研究】我国智库在气候传播中的角色定位与行动策略

时间:2021-09-17 08:2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湘油泵:公司已开发新能源车电子泵 与一汽合作,在人类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气候传播是重要的推手,而智库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前瞻性在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本文梳理了智库在气候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通过气候传播来影响政策制定者、媒体、大众和企业的强烈意愿和成功实践。在我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国际气候治理的背景下,我国智库应当更充分地发挥专业优势,为其他气候传播主体进行知识赋能;打造中国特色的气候话语体系,加强议程设置能力;提升智库议题和制度的全球化水平,为发展中国家发声,为国家重大国际战略献策,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建设。

  2020年9月22日,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致辞中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对于因疫情反复而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之后短短的一个月之内,韩国、日本、美国、欧盟以及印度等多个主要经济体纷纷提出或更新了自己的气候目标,一直胶着的全球绿色复苏取得了重大进展,全球经济技术变革的方向基本明确。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2021年年初正式实施的“十四五”规划和2030远景规划均将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系统治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提到了新的高度。2021年4月中下旬,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和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承诺。

  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成为西方舆论的“众矢之的”,到今天的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已经从气候变化领域的跟随者转变成引领者[1]。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被纳入最高政治议题和发展战略;在国际上,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的顺利签署和生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协定时扛住气候治理的大旗,并通过“南南合作”框架持续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赋能。在气候变化这一专业性话题的大众化和主流化的过程中,气候传播为形成社会共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智库则以其强大的专业能力为气候传播赋能,扮演了献策者、引导者、建构者和沟通者的重要角色。本文将梳理气候传播的发展以及其与智库的密切关系,讨论智库在气候传播中的角色与定位,并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这一大背景,提出智库在其中的行动方向与策略,从而为我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思路。

  气候变化原本是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概念,是指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改变现象。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约 200 年的发展过程,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原本模糊的概念才逐渐被厘清、加速被认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气候变化开始出现在公共议题中 [2],并逐渐主流化,转变为涉及环境、科技、经济、政治、外交等多领域的综合性战略议题。

  在气候变化主流化过程中,气候传播起到了巨大地推动作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围绕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气候变化问题是否真实的辩论在国际上持续了十多年,这一复杂的科学议题在媒体辩论中逐渐被公众接受,并形成了主流共识 [3]。同样,在国内,尽管我国早在 1973 年就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但直到 2009 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由于西方媒体和舆论大肆宣传中国需对会谈进程不畅负责,气候变化和环境这一“小众”议题才开始被大众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是工业化的产物,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因此,气候传播方面的研究也始于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根据何坤 [4] 的研究,美国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进行气候传播的相关研究,英国在 21 世纪初也开始着手通过气候传播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中国关于气候传播的研究相对较晚,直到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西方强大的气候舆论攻势与议程设置能力下,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激发了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和研究。

  2010 年,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这是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首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可以看作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开端。从此,中国的气候传播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阵地,形成了专业的研究团队。由于气候传播兴起的时间不长,学界对气候传播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美国学者普莱斯特 [5]认为,气候传播是根据研究对象,即气候变化,进行划分而成的传播类别,是大众传播的一种类型。西方国家的气候传播研究主要围绕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展开,研究框架主要遵循以下路径:公众认知 → 媒介与新闻文本分析 → 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的创始人、主任郑保卫 [1]认为,气候传播是将气候变化信息及其相关科学知识为社会与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并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目标的社会传播活动。这一定义不仅明确了气候传播的大众传播属性,还强调了这一传播活动的目标,即通过影响公众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王彬彬 [3] 研究认为,气候传播研究整体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陆续吸收了相关应用传播研究和发现的养分,主要包括:环境传播、发展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风险传播、政治传播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气候变化议题的专业性,以及其逐渐扩张的外延。

  “智库”也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概念。根据麦甘恩的研究 [6],智库的明确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主要基于军事战略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智库”这一术语用来指代为军方提供深度思考和项目评估的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到20 世纪 60 年代,智库又扩展为能够形成各种政策建议的专家团体,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和战略方面的问题。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智库的关注点开始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热点问题。其与政府决策密切关联,逐渐成为政策策源地和战略引领者。在生态环境领域,智库虽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却起到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1972 年,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智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通过设置环保议题,对人口、资源、污染、工农业生产等方面作出了悲观预测,迅速引发了公众对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关切和深刻反思。该报告发行数千万份,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使原来“寂寂无名”的气候和环境问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实现了对民众的“启蒙”。又如前文所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围绕“气候变化是不是伪命题”,各方科学家在媒体上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辩论,公众在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后,逐渐形成了正确的判断。近20年来,智库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日益突出,主要有两个关键原因。第一,这一领域需要高水平的科研能力,以理解环境方面的挑战、因果关系、地球观测技术、污染控制技术、清洁生产,以及经济社会响应机制、科学知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等等[7]。高知识壁垒使得普通民众甚至一般机构都极其倚重智库专家的研究和成果。第二,气候变化从原来的环境政策的一部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与能源、交通、城市化、工业转型等密切相关的独立政策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扩散到其他新兴领域(如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碳市场等),形成庞大的议题群。要应对气候变化,无法依靠单个甚至几个学科,也无法单纯依靠学术研究,而必须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将横向的学科交叉研究与纵向的解决方案进行整合,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这些正是智库的优势和长处。

  中国的智库建设起步较晚,在2013年我国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确定为国家战略,之后中国的智库建设才有了飞速发展。由于气候问题在国内持续升温,从政府到民众以及社会各界对该领域的知识产品需求非常大。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智库蓬勃发展,有些智库是由直接服务于政府环境决策的技术支撑单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单位以及高校研究单位等转变而来,有些民间环境团体和国际智库或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办事处也承担起了部分中国智库的角色[8],这从侧面显示了国外智库较高的全球化水平。此外,还有很多综合性智库也加大了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力度。与西方智库相比,我国气候变化智库整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魏一鸣等[9]对全球314家气候变化智库的研究,按照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企业影响力、公众影响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欧美发达国家智库在前50名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特别是美国以24家在综合国际影响力方面占据绝对领先地位。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中心(the think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发布的《2020全球智库指数报告》[10],在环境政策类的99个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中,中国智库仅有4家,具体见表1。

  魏一鸣等[9] 还将国际气候变化智库划分为7类(见表2),尽管我国智库发展的时间较短,但也基本可以纳入这个分类当中。

  气候变化领域的不断发展,同传播和智库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气候变化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时,新闻与传播界在对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现象的描述、定义、推广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智库在其中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在气候变化议题刚刚出现时, Moser[2]发现,当时的大众认知水平较低,气候传播是一场“专家间的决斗”,关注的主要是最新的科学发现和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定期报告、极端气候事件以及高级别会议等情况的解读。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全球议题,但围绕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气候变化问题是否真实的辩论持续了十多年,辩论双方都是专业人士,为赢得大众支持都不断地利用媒体发声,拉近了这个复杂的科学议题同普通民众的距离 [3]。

  气候传播和智库间能形成长期的密切配合,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互相需要。一方面,气候传播依赖智库的专业性与权威性。普莱斯特 [5] 认为,气候传播是科学传播的一种类型,专家尽管不一定具备高超的传播技巧,却扮演着关键传播者的角色,这是由于专家的专业背景使得其深受大众的信任。另一方面,智库需要借助大众传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与一般的学术机构相比,智库的影响力不在于学术成就或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上。麦甘 [11] 认为,智库不能强行让政治体系接受自己的政策选择,如何帮助政府作出决定,其中的机制并不清晰,一般而言,智库只能通过劝说方式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因此,智库对观点传播有着天然而强烈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而言,智库愿意通过传播来影响公众,进而提高政策主张的接受度。在实践中,有些智库主动承担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宣传工作,不仅通过传统的出版、会议、研讨班来影响关键人物和意见领袖,而且随着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智库还主动适应碎片化、图片化、短视频等趋势,直接面对公众进行政策解释、情况说明,从而增加了政策的执行力度和顺畅程度。

  基于上述因素,本文中的“智库气候传播”主要是指以智库为主体的传播者,借助其专业知识,让气候变化信息以及相关科学知识被他人所理解和掌握,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公众、企业等社会主体的行为,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目标的社会传播活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气候变化已经从单纯的环境议题发展成为涉及政治、经济、发展、外交、安全等方面的综合性话题,关注气候变化的智库也从单一的环境类智库延伸至各个专业领域,如《 2020 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的环境政策类智库排名中,就有不少综合性智库。因此,本文中的“智库”或“气候变化智库”并不单指气候变化或环境领域的智库,也包括所有进行气候等相关领域研究的综合性和专业性智库。

  智库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决定了其在气候传播中比政府更灵活,比媒体更深刻,比 NGO 更具权威性,比企业少了利益冲突,比公众更为专业。这些特点使智库成为“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 推助、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的“五位一体”生态文明行动框架以外的重要一极,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赋能作用。

  气候变化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话题,专业和非专业之间会出现巨大的认知不对称。方新 [6] 认为,在现代社会,向专业人士征求专业意见是提高决策效率、促进公共决策的关键。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与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互生、互动关系,科技不仅成为公共决策的重要内容,也逐渐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同时,气候变化、环境等问题往往需要较为漫长的时间,效果才能显现。政府和决策机构必须依赖智库的长期和前瞻性研究进行政策制定和效果监测 [7]。气候变化议题本身带有较高的知识门槛,既要有较强的科研操作与分析能力,又要有对各国政策持续而深入的跟踪和了解,还要对各种新兴领域、交叉学科有较高的把握能力。这都需要智库专家群体通过长期研究、分析谋划,不断总结气候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为国家气候应对政策提供坚实的基础,为政府、公众、企业以及其他气候传播主体的活动提供行动指导和科学支撑。

  气候变化是影响世界和未来的重大议题,而公众既是气候变化的被影响者,同时也是改变气候变化的最大力量。要推动气候变化政策的顺利施行,公众的力量不容忽视。智库以影响政策为己任,而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公众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接受、配合和支持程度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因此,智库在推动政策的同时,也会把针对公众的动员、宣传、鼓动、培训、反馈作为重要工作。尤其是气候变化议题能够从一个被广泛质疑的话题变成被主流民众接受的议题,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智库以及专家在大众媒体上的交锋就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针对气候变化这种专业话题,传播者的专业身份会让信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Moser[2] 认为,传播者在建立信息可信度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专业智库作为传播者,相当于给信息盖上“批准的印章”,可以避免受众艰难地判断信息的“正确性”和“可信度”。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关注度颇高的议题,智库也有意识地在利用自身的优势,持续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向外界发出清晰而有力的信息,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根据约瑟夫·奈的议程设置理论,通过议程选择与议程框定,可以设置议程,从而塑造新的世界结构。对于气候变化这种全球性议题而言,话语体系和议程设置尤为重要。虽然各国政府可以决定国内的气候政策与应对策略,但是在国际层面并不存在明确的和绝对的权威,世界本质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政府的活动能力非常受限,需要充分利用跨国界的机构,制造无国界的知识产品,才能制定于己有利的全球话语体系和议程。麦甘恩 [6] 认为,智库和政策网络的全球扩张能够满足政府对精确、实时的信息和跨学科解决方案的需求。在这方面,欧盟有着丰富的且较为成功的经验。柳思思 [12] 认为,欧盟长期致力于气候议题范畴的扩大与深化,将气候议题从最初的狭义的环保内容,如治理环境污染、保护饮用水、处理危险化学品等,逐步扩展为囊括气候、能源、碳交易、低碳经济、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保护、生产以及消费过程中一切与气候相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欧盟也获得了气候的话语权,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了气候话语体系主导者的角色。

  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对安全的威胁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全球气候治理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需要加强利益相关方的团结合作,从而形成合力。智库及其学者彼此之间由于学术研究、科学方法、研究议程的共通性,进行客观交流的机会更多、对话能力更强,容易相互联合以扩大影响力,而其在各自国家的公共事务中又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 [13]。因此,由智库和学者组成的全球范围的圈层和网络,为交流信息和问题提供了方便,为探讨解决方案提供了平台,为政策的传播和主流化提供了渠道。另外,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专业性、协作性和竞争性的不断深化,气候变化议题日益复杂化,要求不同专业、领域进行充分地沟通、交流、互补,这种在不同专业、领域间沟通的角色,只能由具备长期学术积累和政策聚焦的智库来承担 [14]。近年来,智库成为联合国气候谈判和行动的重要新兴力量,这正是智库作为沟通者角色的体现。

  回顾智库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气候传播方面的实践与作用,不难发现,智库在气候传播方面发挥着重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恶化、国际应对亟待加强的今天,智库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我国在习总书记宣布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后,气候变化成为我国政策制定的优先议题,是我国未来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方向所在,也逐渐成为我国引领国际治理的切口和手段。我国智库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行动当中,为推动我国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进程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的专业问题,智库要利用自身的优势,主动为政府、媒体、 NGO、公众等其他气候传播的主体进行知识赋能,使传播更具科学性、目标性和有效性。此外,气候传播的长期性和系统性,都要求智库不断为此加油鼓劲。

  在过去几十年中,气候变化这一概念从被广泛质疑,到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和接受,智库的气候传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科学普及和传播工作,才使得对气候变化的讨论重心从“有没有”变成“怎么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直到今天仍然杂音不断。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了个别利益集团和选票考虑,依然称气候变化为“伪科学”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还得到不少支持。由此可见,气候变化以及相关概念,要被各国政府、机构、民众和社会所正确认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甚至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专家学者的不断努力。而气候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又让这个过程更加曲折。 Geoffrey Heal[3] 认为,气候变化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和动态的系统,其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智库和专家需要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专业研究,提出权威解释,才能够让社会和公众保持正确的认知轨道。

  政府、媒体、 NGO、企业、公众等气候传播的行为主体之间虽然也有互动,但仍缺乏平等对话、相互配合的完整体系和顺畅机制,制约了气候传播的效率与效果。智库以影响公共政策为天然使命,与政策的制定者(政府)、执行者(企业、组织、公众等)和宣传者(媒体)有着天然的连接。智库以问题为导向,以提供解决方案为使命,受到学科领域的限制较少,能够海纳百川,为“解决问题”所用。因此,在重视发挥政府、媒体、 NGO、企业、公众等气候传播主体的作用的同时,要以智库为中心,努力搭建开放性和建设性的对话平台,传播高质量的权威信息。此外,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门跨领域的交叉学科的背景下,智库的跨学科运行特质可以为后备人才培养作出更大的贡献。

  气候传播是面向大众的传播,其目的在于改变大众的认知和行为。智库应当掌握政策语言、学术语言、新闻语言和故事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把艰深的学术问题向政府进行透彻分析,从而助力政策的制定;把复杂的政策问题向大众解释清楚,从而助力政策的实施;把枯燥的理论问题向媒体进行生动讲述,从而引导大众的舆论。除了传播的策略与技巧,智库需要格外重视话语体系建设与议程设置。

  4.2.1 解读中国概念,为搭建中国特色气候线 日,习总书记就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总书记还特别指出,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气候与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重要概念陆续地被提出,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以及“美丽中国”建设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也包括国家发展战略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部分,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和“大国担当”中的“中国自主贡献”,以及“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等,都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内涵。这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理念,都需要智库和专家进行系统梳理、提炼和阐释,为搭建中国特色气候话语体系夯实基础。目前,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总体声音较小,依旧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相反,近年来,欧盟国家不断地抛出新概念,如“低碳经济”“2 度警戒线 度警戒线”“欧盟 MRV”,以及碳金融、碳捕获、碳封存等。这都提醒我国智库要及时地、创新性地对中国特色气候变化概念进行解读和阐释,整合话语资源,打造中国自身独具特色的线 加强议程设置,打造符合我国利益的气候话语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传播的关键和目标都在于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提出问题、提供信息、设置相关议题来左右大众的关注点,进而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导向议程设置者的预定领域。柳思思 [12] 发现,欧盟在《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宣言》《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前后,都做了大量议程设置工作,根据自身诉求不断协调沟通各方立场,以期达成欧盟最关键的目标。在《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以后,欧盟,特别是法国,在协定基础之上,又构建了“气候雄心峰会”等全球领导者的沟通机制,并将气候变化问题同国际领导力进行连接,提高了法国的国际话语权。正如约瑟夫·奈所说,议程选择和议程框定能够塑造新的世界结构,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在气候变化议程设置中,科技等专业因素起到决定性和支撑性的作用,由于其是气候治理和政策实施的重要参考依据 [12],因此,智库在气候议程设置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应更加主动积极,做出开创性的议程设置。目前,我国已经在有意识地进行气候议程设置的建构工作,包括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引导“绿色金融”“统一碳市场”等议程的讨论与发展。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的议程设置能力仍需加强,智库可以发挥专业性、战略性和权威性的特长,将我国的话语资源嵌入到人类发展的整体版图中去,将中国的价值与世界发展融合成全球议题,打造符合我国发展方向的国际舆论场和路线 我国智库应提升国际能见度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中国也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气候国际治理当中。这就要求我国智库主动提高自身的国际化程度,适应我国在气候变化国际治理方面的地位和需求。

  从整体来看,应对气候变化有较强的外部性 [10],如果没有全球共识和全球合作,气候变化问题难以解决。而对中国来说,在全球化加速、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的海外利益发展迅速,全球化融入程度较高,这都要求我国智库加强走出去的力度,不仅依托传统的项目类和会议类的国际交流合作,更要加大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国际化布局。一方面,智库需要进行全球化的顶层制度设计。例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建有东南亚中心、非洲中心和英国中心,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拥有国际性的董事会和多个全球合作伙伴,这都为其全球性影响力和政策供给创造了客观条件 [14]。众多国际智库设在中国的办公室或分支机构,深度参与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议程,在提供其国际经验和视角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在中国的影响力。相比之下,我国智库受到经费和经验限制,需要摸索适合我国的道路,如通过建立全球合作网络、国际交流平台等各类常态化、周期性或短期机制来加强海外布局。

  另一方面,是议题的国际化。目前,我国智库的研究方向大都局限于国内,重点在于对内引导,大大地制约了智库的国际能见度和话语权。罗马俱乐部的案例对我国智库会有一定的启发。虽然在经费、成果数量上并无优势,但罗马俱乐部却长期享有世界声誉。这是因为罗马俱乐部关注的主要是人口、资源、环境、粮食、教育、贫困等国际性问题,涉及整个人类即将面临的困境,而不是针对单一的国家或区域,也不是针对个别问题或超出普通生活的问题 [15]。这就要求我国智库要加大对关乎人类未来与命运、长期困扰世界的话题进行研究,加强对全球热点事件的应急和反应能力,同时,提高对研究成果和观点进行全球层面的管理、发布与传播,这对中国智库的国际能见度大有帮助。

  在气候变化中,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且能够进行环境治理的资源和手段比较少。更糟糕的是,在发达国家把持的国际气候治理话语体系中,环境与发展被刻意对立起来,这就否定了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权利与空间,使其承受更大的发展压力。事实上,气候和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其根本解决途径不在于放缓经济发展,而在于节能减排等技术的突破 [16]。但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话语权,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声音被长期忽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尽管话语权有所提升,但最终的规则制定还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手中,双方僵持的结果是磋商效率下降,且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护 [17],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也无助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一向主张在气候变化方面要实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在双轨制的气候谈判中也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为77 国集团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的权利和空间、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因此,我国智库应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调研分析,既可以总结我国经验、帮助其平衡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加强我国与 77 国集团、基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协调,了解彼此立场,在国际气候治理谈判和话语权建构方面形成合力,发出更大的声音。

  气候变化问题关系到许多战略议题在海外的成败,智库要加强对一些重大国际战略中的气候因素的研究,这不仅能够提高这些战略的可持续性,也能够提升中国国际治理能力和形象。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战略,自 2015 年正式提出以来,我国已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时间和空间跨度大,涉及的国家和项目较多,为我国企业和驻在国都带来了巨大利益。而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对于环境、气候等方面的关切,甚至引发了对这一倡议是否可持续性的疑虑,对倡议的全球范围推动极为不利,更对我国国家形象有所损害。我国智库要主动参与到国家重大战略当中,加强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加强跨国交流与沟通。近年来,我国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就是从国际层面回应对“一带一路”的环保关切,但鉴于“一带一路”等项目的数量巨大、情况复杂,一家智库远远不够,需要让更多的智库参与进来,充分发挥智库的专业性和灵活性来解决问题。

  2020 年 9 月,习总书记提出的“双碳”目标,既是我国的长期规划与重要战略,也是全球瞩目的气候变化方面的重大倡议。我国智库应该从多领域、多层面、多角度对这一目标进行梳理和解读,形成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将其融入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格局中,在中国战略与世界发展之间寻找共通点,以中国智慧助力世界发展,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体”的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7] 詹姆斯·麦甘, 安娜·威登, 吉莉恩·拉弗迪. 智库的力量: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如何促进社会发展 [M]. 王晓毅 , 等 ,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8: 153-157.澳门天天彩正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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